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宇宙的尽头真的是编制吗?当下“求编制”现象火热，其背后原因值得探究。研究表明，裁员、失业、加班、中年危机等风险因素推动人们趋向稳定的体制内岗位，这种保守的就业心态使得“体制内信仰”愈加坚定。体制内的编制不仅提供较高的幸福感和保障，还意味着更优的资源配置与社会地位，尤其在青年群体与流动人口中更为显著。相较于非编人员，拥有编制者在收入、保障与心理稳定性上占据明显优势，“编制幸福溢价”最具吸引力。尽管市场化改革削弱了部分体制红利，但当前体制内外在地位与利益上的差异依然显著。“求编制”不仅是求稳定，更是对社会公平感与幸福感的积极选择，

编制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，相较于公共部门编外人员和非公共部门人员，拥有编制者能获得更高主观幸福感，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人们对编制的“追逐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编制带来的高幸福感在与非公共部门人员对比时更为突出，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即便没有编制，人们仍愿进入公共部门当“合同工”。这或许是因为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二元体制分割结构下，体制“庇护”持续发挥作用，人们普遍渴望进入“体制内”。即便没有编制，进入“体制内”市场相较于非公共部门这一“体制外”市场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无编制产生的落差，进而凸显出公共部门的就业优势。

基于不同的比较对象，编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差异显著。在公共部门内部，相较于编外人员，编制对主观幸福感并无直接的显著提升作用，其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与非公共部门人员的对比中。在公共部门内，编制并非必然带来主观幸福感的增强，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多是通过其他因素间接产生的，比如背后更高的工作满意度才是关键因素。所以从主观幸福感维度审视，编制在公共部门内部的作用已相对弱化，“宇宙的尽头并非完全是编制”。然而，相较于非公共部门人员，编制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依然存在，从这个层面讲，“宇宙的尽头是编制”对非公共部门人员来说也有一定道理。

工作满意度在编制与主观幸福感间起中介作用，且基于不同比较对象，编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有别。在公共部门内部，编制通过工作整体、收入、安全、环境、晋升等多方面满意度影响主观幸福感，路径更为多元，背后工作满意度是在编人员高主观幸福感的关键。从相对剥夺和社会比较看，以编制人员为参照，编外人员更易直观感受到差距与不公，被剥夺感更强，而在编人员相对优越感明显，工作各方面满意度更高。不过，相较于非公共部门人员，工作满意度在编制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效应有限，编制本身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，这表明在公共部门外，编制对人们仍极具吸引力。

相较于非公共部门人员，编制对工作收入、安全、环境、时间等方面的满意度并无显著影响，这与部分研究结论契合，如青年劳动者中单位体制对工作满意度影响不显著，高学历“80 后”体制外就业者工作满意度更高。编制带来的工作满意度是相对的，源于参照群体差异。编制人员与编外人员接触时，编制优势显现，工作满意度相对较高。但相较于非公共部门人员，在编人员存在“围城效应”，入职后编制未必提升各方面满意度，或许与公共部门尤其是基层“超负荷”运行有关。基层“超负荷”成常态，工作人员压力剧增，心理障碍和职业倦怠问题凸显，故虽编制吸引非公人员，但编制人员工作满意度未必更高。

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人类存在的唯一目标，那如何提升主观幸福感，“宇宙的尽头是编制”吗？若人人涌向编制，就业环境会失衡。不可否认编制对主观幸福感有直接影响，但进入公共部门后，这种直接效应会因工作满意度而消失。公共部门就业优势仍在，但编制身份并非最终目标，其优势可弱化，“编制至上”观念可改变，关键在于提升工作满意度。从主观幸福感看，宇宙尽头是编制背后的高工作满意度。新时代下，面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，提升工作满意度是重要视角。在求编制热潮中，关注并提高工作满意度，能淡化编制执念、缓解焦虑，各用人单位和国家层面都应重视，出台政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。